因在收入、工作條件等方面與鐵路運營企業存在分歧，英國鐵路員工在9月1日、2日舉行罷工。由于鐵路服務大幅減少，人們出行面臨不便。圖為9月1日，在英國倫敦滑鐵盧火車站，一名行人經過罷工告示牌。
新華社
本報記者 | 季曉莉
當地時間9月5日，英國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地方政府宣布進入事實上的破產狀態。該市擁有120萬人口和由101名議員組成的歐洲最大地方政府，路虎、捷豹、勞斯萊斯等許多知名汽車品牌的總部都設在這里，是英國西米德蘭茲郡的經濟引擎。兩年一屆的伯明翰國際汽車展，是歐洲最重要的汽車展之一。2021年，伯明翰地區生產總值達319億英鎊，在英國范圍內僅低于倫敦；實際經濟增速在英國11個核心城市中排名第七。
2022年，伯明翰主辦了英聯邦國家最重大的體育賽事——英聯邦運動會，該市當時稱這開啟了“黃金十年”。2026年，伯明翰還將舉辦歐洲田徑錦標賽。然而如今，該市民眾可能面臨多項服務被削減的可能。該市市政委員會近日發布《關于“第114條通知”的聲明》，稱總負債高達7.6億英鎊，預計2023~2024財年的赤字為8700萬英鎊，2024~2025年將增至1.648億英鎊。除了維持保護弱勢群體的公共服務和其他法定義務外，即刻停止所有新的政府支出。
英國地方政府部長里·羅利稱，過去一段時間，該部門已經意識到伯明翰市存在的重大問題，伯明翰發布“114條款通知”“非常令人失望，但并不意外”。而英國首相蘇納克的官方發言人則表示：“伯明翰地方政府才是首要責任人，必須由他們來管理自己的預算”。
伯明翰財務困境的幾重原因
據BBC報道，伯明翰陷入財務困境的直接導火索是2012年的一樁索賠案。當年伯明翰市政委員會在一項有關“同工同酬”的上訴中敗訴。當時174名女性員工，包括政府資助的家庭幫傭、學校廚師等，認為在工作中薪水低于工作價值相同的男性員工工資。在當時的薪酬體制下，一名男垃圾清理工一年可賺5.1萬英鎊，而同級別女工只能拿到1.2萬英鎊；男員工能獲得高于基本工資1.6倍的獎金，而女員工則沒有獎金。伯明翰市主管勞動仲裁的法庭認為，這一薪酬制度存在性別歧視，對女員工不公平。
2012年，英國最高法院判決生效后，伯明翰地方政府開始支付相關賠償，過去10年已支付11億英鎊。今年6月，該市市政委員會表示，賠償金額水漲船高，如今每月需支付1400萬英鎊，當前負債為6.5億~7.6億英鎊，并且還在以每月500萬~1400萬英鎊的速度累積。伯明翰市政委員會并沒有足夠的資金或其他手段來償還這些債務。
此外，伯明翰市政府采購的甲骨文IT系統原預算成本為1900萬英鎊，用于簡化議會支付流程和人力資源系統，但在推遲3年之后，今年5月有消息稱，其成本可能高達1億英鎊。而且伯明翰市近年來還主持了一項龐大的重建計劃，通過公共和私人投資融資，將舊的工業廢棄地與市中心重新融合，以推動當地科技行業的發展。但嚴重的超支以及未能更緊急地解決薪酬索賠問題，造成了如今的局面。
伯明翰市政委員會目前由工黨主導，其主要領導人約翰·科頓和莎倫·湯普森在一份聯合聲明里稱，伯明翰市面臨的財政困境還包括通脹飆升、成人社會護理醫療費用增加、企業稅費收入大幅減少等。
伯明翰市宣布破產，工黨和保守黨政客都將矛頭指向對方。伯明翰市政委員會副主席莎倫·湯普森說，地方政府陷入困境是因為保守黨政府執政時長期執行財政緊縮政策，該市資金被削減超10億英鎊。而保守黨成員指責工黨對公共財政管理不善，伯明翰市政委員會保守黨領袖羅伯特·奧爾登說，工黨一直在告訴公眾，如果獲得連任，將會迎來“黃金十年”，而事實上，現在賬目還沒有結清，債務還沒還清。
西米德蘭茲郡領導人安迪·斯特里特則就伯明翰市的聲明發表了另一份聲明，對伯明翰市政委員會的領導能力和他們在過去10年中做出的決定提出了嚴重質疑。
代表英國47個城市政府的市政利益組織（SIGOMA）研究和政策主管杰夫·溫特伯頓表示，伯明翰市政委員會可以通過提高市政稅等手段解決財務問題。目前，在無需進行全民公投的情況下，議會最多只能將地方稅提高5%。溫特伯頓認為，伯明翰市議會可以要求市政府允許將其提高到5%以上的水平。
英國智庫“政府研究”的調查顯示，英格蘭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長期萎縮，地方政府從中央政府獲得的轉移支付和從房地產、商業活動中所獲得的稅收支持帶來的財政收入在2009~2010財年到2019~2020財年的區間中下降了17.5%。盡管在2020年后，政府放松了財政緊縮政策，2021~2022財年仍比2009~2010財年的地方財政收入水平低10.2%。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地方政府專家稱，伯明翰已經“斷斷續續”面臨財務困難超過10年。市政服務進一步削減不僅會影響城市外觀和居住感受，還會對城市聲譽造成打擊。如果伯明翰政府2024年增加稅負和減少稅收優惠，就有可能上調商業房產稅和市政稅，增加企業成本。這會讓外界對英國的治理能力和經濟形勢失去信心，減少對英國的投資，從而對英國的經濟增長、稅收收入、社會穩定等產生不利影響。
據英國《衛報》報道，蘇納克辦公室的一位發言人最近表示，英國政府將在本財年向所有地方議會提供價值51億英鎊的額外支持，伯明翰市的資金增幅將超過9%。英國政府承認伯明翰存在“關于同工同酬解決方案的特殊問題”，將進行獨立審查，以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
據報道，伯明翰市議會將于9月26日舉行特別會議，此外將繼續與英國住房和社區升級部談判，以確定為該市負債融資的方法，并與工會合作推出一項全面的工作評估計劃，以在2025年4月之前解決同工同酬問題。
英國地方政府為何頻頻破產
在英國，地方政府破產的案例并非個案。2021年，英國自治市斯勞的市政委員會因財務管理不善和商業投資虧損爆出1億英鎊資金缺口，宣告破產；今年6月，沃金市政委員會因改造商業綜合體計劃投資風險管理不善，被迫宣告財政破產。而伯明翰則是2020年以來第7家宣布實質破產的英國地方政府。此前還有瑟羅克、克羅伊登和北安普敦郡等地方政府宣布過實質破產，克羅伊登市議會更是在2022年11月提交了第3次“114條款通知”。
據英國《衛報》9月5日報道，至少有26個英國地方政府被認為可能在未來兩年內宣布“114條款通知”，包括科克里斯、黑斯廷斯、德比、考文垂和特倫特河畔斯托克等。市政利益組織對英格蘭北部、中部和南海岸邊的47個市政委員會的財務狀況進行的調查顯示，不僅中低收入地區的市政府面臨財政困境，英格蘭和威爾士的高收入地區市政委員會也面臨財務壓力。據測算，2023~2024財年，英格蘭和威爾士地方市政委員會的總資金缺口預計將增至20億英鎊。這反映了英國經濟當前高通脹、高債務、高利率的風險，城市社會凝聚力及區域經濟彈性也受到威脅。
據英國媒體報道，2008年金融危機后，英國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3個部分：市政稅、商業稅及中央財政補貼。而自2010年以來，英國提交了公共開支評估，“財政緊縮時代”正式到來，地方政府成為受影響最大的部門。英國中央政府對于地方政府的補助逐年下滑。英國審計署的一份文件顯示，2018年度地方政府拿到的政府財政補助比2010年下滑了49.1%，導致實際地方財政收入平均縮水28.6%。據英國媒體報道，英國地方政府協會主席肖恩·戴維斯稱，地方議會在未來兩年內面臨近30億英鎊的資金缺口。
為了讓地方免受新冠疫情的影響，最近幾年英國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撥款有所增加。但地方政府的壓力卻在增加，社會福利占地方議會預算達70%，市政機構雇員工資上漲，提供其他服務和平衡財務收支的能力變弱，而這些都與通脹加大有關。
英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在2022年10月同比漲幅一度達到11.1%，創40年來新高；今年7月英國CPI漲幅降至6.8%，但商品和服務價格本身仍在上漲。英國央行自2021年12月以來連續14次加息，目前英國處于5.25%的高基準利率水平，地方債利息成本增加。
根據英國政府今年7月25日發布的數據，截至今年3月31日，英國英格蘭地區在臨時住所居住的家庭數量創新高，達到約10.5萬，這一數據較去年同期上漲了約10%，這也是自1998年有該項統計以來的最高值。2022年以來，英國物價高企、房租快速上漲，無家可歸和只能居住在臨時住所的人數大幅增長。
今年7月初，英國全國教育聯盟工會的教師舉行第6次罷工；7月和8月，英國倫敦蓋特威克國際機場聯合工會接連舉行兩次罷工；9月，英國全國鐵路、海路與公路運輸工會的2萬名員工舉行罷工——都是抗議居高不下的通脹水平，要求更好的工作條件。
長期看，英國政府應該盡早改革地方政府財政分配體系，增強高收入地區與中低收入地區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平衡性，為地方政府提供更多高效、靈活、穩定的中長期融資平臺。
英國面臨經濟持續衰退風險
據《財富》雜志報道，自疫情暴發以來，英國的公共債務負擔飆升了40%以上，達到近2.6萬億英鎊，自1961年以來首次超過其GDP。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預測，50年內英國國債規模將達到GDP的310%。CNN分析稱，英國近1/4的政府債務“與指數掛鉤”，也即與通脹相關。
英國央行為平息通脹而大幅加息，導致債券拋售，加劇了市場壓力，10年期國債基準收益率不斷創2008年以來最高水平，償債成本繼續上升。在本財年內，英國政府計劃出售2410億英鎊的國債，較去年的1392億英鎊大幅攀升。全球第三大評級機構惠譽稱，英國今年面臨的債務利息支出占收入的10.4%，在發達國家中所占比例最高，也是自1995年有數據以來發達國家中的最高水平。
當前，英國經濟持續面臨挑戰，8月綜合PMI（采購經理人指數）僅為47.9，遠低于預期的50以上，且服務業和制造業均處于收縮區間，衰退風險增加。
今年6月，惠譽評級在確認英國主權評級的同時將其評級展望定為負面，明確提及“持續上升的債務”，以及英國財務前景本身的不確定性。惠譽表示，國債利息支出與財政收入的比值，是政府債務償還能力的一項重要指標。英國的負面展望反映出其政府不斷攀升的債務、生活成本危機帶來的壓力和即將到來的大選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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