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意]維拉·扎馬尼(Vera Zamagni),牛津大學經濟史博士、博洛尼亞大學經濟史教授、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世界經濟高級客座教授,曾任意大利艾米利亞-羅馬涅(Emilia-Romagna)大區副區長。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聯合創辦者、il Mulino科學委員會委員、意大利經濟史學會前秘書長,曾出版《意大利經濟史》(INTRODUZIONE ALLA STORIA ECONOMICA D'ITALIA)、《全球化的故事》(UNA STORIA GLOBALE)等十余部著作。
內容簡介
本書以工業革命為線索,從國家與地區角度,以時間為序,將歐洲經濟與同時期美國、俄羅斯、日本、印度等國的發展相比較,為讀者提供了自1700年起歐洲經濟、政治、社會歷史的整體框架和發展脈絡。本書源自作者于博洛尼亞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狄金森學院教授多年廣受全球學生歡迎的同名課程。不同于其他研究該主題書籍的鴻篇巨制,作者從數百篇文獻資料中提取重要的部分,濃縮成這本精簡、透徹、易讀的《歐洲經濟史》。書中很多觀點另辟蹊徑,無論是經濟史專業師生還是對歐洲經濟感興趣的讀者都將獲得啟發。
維拉·扎馬尼
從中世紀城邦到當今世界經濟的發展歷程呈現出兩個重要特征:創造力和探索精神的提升以及從本地到全球的轉變。二者極大提高了定居人口的流動。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和第三產業社會的轉型很好地體現了這一發展歷程。基于自給自足的常規農業下的低產量,以及依附于土地之上的農民的辛勤勞作,使得社會中只有非常有限的一部分人(10%~20%)能夠脫離農業生活。隨著工商業的發展,更大范圍的人口擺脫了成為農民的命運,他們在更具創造力和更加多變的環境中工作,生產力的提高足以產生更多的盈余,不僅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還為基礎設施、文化、藝術、科學和教育提供了資源。 這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它本身是極其有益的,因為它贊同人類的尊嚴,為那些曾經被奴役、殖民或文明邊緣化的人們提供了充分發展才華的機會。然而直到今天,許多人依然無法享有這種進步。戰爭、恐怖主義、貧困、腐敗壓迫著數百萬人,這些都應當延緩我們對于所取得的進步的滿足感。同時,經濟發展機制的其他更為嚴重的問題,也應當引起我們的關注。 許多發達國家對于研究的投資不足,這預示著一個停滯的未來。模仿或創新都將不再發生,對于創新和創造尤為重要的多樣性也因持續推進的全球化和同質化進一步減少。經濟發展早期階段的特征是解決稀缺性和增加數量的需要:越多越好。如今,數量卻可以是致命的——肥胖、污染和浪費隨處可見。社會當下所需要的是從數量轉向質量,減少消費并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消費。有關公共品、準公共品和關系型公共品短缺的問題需要得到解決。福特主義的成功給世界帶來了大量的私人產品,但是要實現社會的繁榮,需要生產的不僅僅是私人產品。公共基礎設施(物質層面和社會層面)、教育和健康,以及工作場所、家庭和更廣泛的社會領域中的平等關系,對于公共福祉始終是最基本的。如果將一個人視為與其他材料和資本一樣的生產要素,那么我們就被降級至商品的水平。 在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處于社會頂層的人群正變得越來越富有,而社會底層群體的生活狀況卻沒有改善,二者之間不斷加劇的不平等必須引起我們所有人的關注。旨在縮小這一日益擴大的差距的公共政策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是遠遠不夠的。可以說,造成目前這種不平等狀況的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世界上有太多的金融資產,既造成了用于實體經濟和研究的資本的減少,也導致了短期投資占據主導的局面。我們必須加強對金融的監管,盡管這一目標很難實現。 不斷擴大規模的企業對政治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它們的市場力量只能由反壟斷法加以限制(目前尚無全球性的反壟斷機構)。在未來,當這些大企業能夠朝著有利于它們的方向統治世界時,便會對我們構成威脅。隨著研究越來越集中在這樣的大企業中,這些企業所取得的創新大部分是為了其自身的利益。第三次工業革命所產生的普遍觀點——技術可以解決人類的問題——已經阻礙了人們對生活中重要問題的思考。哲學被排除在外,人們曾經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致力使人類更加幸福,如今卻將這些精力投入了設計機器人和計算機,并使之從行動上,甚至是思想上超越人類。情感、親密關系和人際關系,盡管它們還沒有被完全取代,但它們之間卻加入了人與機器的關系。我們必須抵制經濟學將走向自我終結的誘惑。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為“賺錢”可以改善人們的生活,但是數百年來,“賺錢”只是達到其他目的的一種手段。如今,經濟學產生了其內生性的終結:消費。這種消費不是為了滿足我們的需求或是支持我們的生活目標的消費,而是會引發更多消費的一種永無止境的循環。當下的經濟學以利己的功利主義為前提,提出了一個虛擬的人,即“理性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理性經濟人”所追求的目標是自我效用的最大化(私人產品的獲取),而別無其他。世界上大多數經濟模型都包含了這種假設,其結果是人類的道德和其他維度在經濟思想中不再占有一席之地,而個人或公司的利己主義卻占盡了上風。盡管并非所有的學者都認同這種經濟學范式——例如,人們正在努力恢復其他思維方式,比如“共和經濟”和公眾幸福感——但是在主流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發生改變之前,人們需要對“理性經濟人”所帶來的災難有更多的認識和理解。 最后,我想引用約翰·希克斯的一段話作為結尾,約翰·希克斯于197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成為最早獲得該獎項的經濟學家之一。在他1941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堅持認為經濟學家不僅要學習經濟學、統計學和商業(管理),還要學歷史和政治。他用下面的兩段話總結了自己的論點,我認為這些話對于今天仍然非常重要: 在經濟學領域,過度的專業化更具有災難性。一個只知數學的數學家可能會過著局促的生活,但他對別人沒有任何傷害。一個只知經濟的經濟學家對他身邊的人是一種威脅。經濟學研究的不是其本身,而是對社會中人們生活的一個方面的研究。人們很少會單從經濟的角度制定解決實際問題的政策。其他因素——政治問題(國內外)、管理問題、廣義上的教育問題、道德問題等——也總是需要被考慮在內。如今,如果指望一位經濟學家可以假裝只從經濟的角度給出建議,而讓其他專家出來填補與現實的差距,那簡直是糟糕透了…… 當然不可以是這樣,如果一位經濟學家想在世界上發揮作用,他應當不僅僅是經濟學家……李嘉圖時代的經濟學家很清楚應該提出什么樣的建議:他們的建議有時是錯誤的,但并不是狹隘的;不僅僅基于經濟推理,而且基于社會哲學。未來的經濟學家……也會懂得從經濟的角度提出什么樣的建議,但如果他變得越來越專,就會與社會哲學的背景相脫節,他將會有真正的危險——變成一個用不正當手段謀取利益的商人,滿腦子都是擺脫各種問題的妙招,卻失去了與最樸素和最根本的美德的聯系,哪怕僅僅是經濟上的美德,而一個健康的社會必須立足在這些美德之上。現代經濟學正在面臨馬基雅維利主義真實的危險——將各種社會問題作為純技術問題來對待,而不是作為追求美好生活的不同面向。 (本文摘自《歐洲經濟史:從大分流到三次工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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