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國強
種糧比較效益低、難掙錢，甚至需“倒貼”，是當前保護和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糧食穩面積、穩產量面臨的嚴峻挑戰。
種糧收益之所以低，是多種因素疊加影響的結果。
首先，種糧成本持續上漲，不斷擠壓種糧利潤空間，是目前最為突出的問題。近年我國化肥等農資投入成本上漲速度快于糧價上漲幅度，加之人工、土地成本不斷增加，使種糧成本不斷提高。根據農本調查，自2004年至今，我國水稻、小麥和玉米的種子、化肥、農藥等農資平均投入費用由104元/畝增至245元/畝，累計增長1.36倍，但糧食畝均產值由592元/畝增至1166元/畝，累計僅增長0.97倍；畝均土地成本從54元上漲至239元，上漲3.43倍。種糧不僅不掙錢，甚至會虧本。如黑龍江主產區目前粳稻種植每畝凈利潤為-112元，大豆種植每畝凈利潤為-193元。
其次，種糧收益支持機制不健全。盡管我國已經逐步建立包括糧食最低收購價、農業補貼和政策性保險等一系列糧食生產支持政策，為保護和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發揮重要作用。但面臨新形勢，這些政策措施亟待完善優化，并形成系統、有效的種糧收益保障機制。一是補貼強度較低。如目前許多地區各類政策補貼合計畝均不足100元，而糧食種植的農資等直接成本畝均500~600元，僅能補償直接成本的20%，難以發揮政策的保本兜底作用，對保護種糧積極性作用有限。二是補貼政策的指向性、精準性有待提高。如耕地地力保護補貼以土地承包戶為主要補貼對象，并沒有根據種糧實際情況進行補貼，基本成為與種糧脫鉤的普惠性補貼。三是政策的有效性、可操作性需進一步完善。如目前設計出臺的糧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險和種植收入保險等，是對保護農民種糧利益、穩定農民種糧預期的重要政策創新，但如何更加有效發揮保險政策的作用，提高政策可操作性和績效，還需在政策性保險制度框架上做好頂層設計和規劃布局。
再次，土地資源稟賦的約束。我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決定我國戶均土地經營規模小，糧食分散化經營、細碎化種植特征顯著，土地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提升難度大。目前我國承包耕地的農戶有2.2億戶，其中糧食種植農戶超過1.5億戶；戶均承包土地7.1畝，地塊數卻多達5.7塊，且耕地質量下降嚴重，決定了糧食生產效率低、增收難。
新形勢下保護和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使農民種糧不虧本、有錢掙、能得利，必須加快健全“種糧農民收益保障機制”，構建綜合、系統、有效的種糧收益保障政策體系，形成“政策保本兜底穩預期、市場提質優價促增收、科技節本增效提效率”的基本機制。
第一，要增強政策支持的有效性和精準性，有效發揮最低收購價、生產者補貼和農業保險的協同效能，切實發揮政策對種糧的保本兜底穩預期作用。其中，農業保險是應對自然風險的政策工具，對標的農作物產量損失（即尚未產出的部分）進行完全成本或部分成本補償；最低收購價是對稻谷和小麥兩種口糧已經產出的部分進行保本兜底收購，確保價格有保障能保本、銷售有兜底能賣掉；生產者補貼則是對玉米、大豆這類最低收購價未覆蓋的品種進行成本保障，確保種植能保本、不虧損。當前要明確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定位是保本兜底穩預期，即確保小麥水稻生產能保本、賣糧有人收，同時做到不扭曲市場、促進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促進品種結構優化和生產降本增效；對于農業補貼，要提高補貼支持強度和針對性，逐步將目前的脫鉤補貼調整為種糧掛鉤補貼；對于政策性保險，要成立類似于農業發展銀行的農業政策性保險專門機構，應加快主糧完全成本保險試點、完善和推廣，優化制度設計、改進政策操作、加強政策監督和評估，重點監測受災后定損理賠等關鍵環節，確保投保者分散風險、補償損失能真落地真受益。
第二，建立完善農產品市場優質優價實現機制，著力破除現實中優質難優價的痛點堵點，讓有效市場實現優質優價，引導種植者調結構、提品質、增效益、促增收。例如，支持農產品加工產業集群健康發展，鼓勵延伸產業鏈條、推進產業融合，提升價值鏈、優化供應鏈；支持農產品“三品一標”和區域品牌建設；支持經營主體補齊營銷短板，發展會展營銷、品牌營銷、定制營銷、電商銷售等新業態，加強數字鄉村和鄉村物流配套體系建設等。
第三，全面推動科技興農，依靠現代農業科學技術實現“節本增效提效率”目標。例如，推進主糧作物的種業重大創新平臺建設，組織種源核心技術聯合攻關，有序推進分子育種技術、生物育種產業化應用，培育高產優質、節水抗旱、多抗廣適、宜機宜飼、專用特用等突破性優良品種，實現“節本、增產、優質、增效”多維統一。加強智能化農機裝備研發制造，推進3S技術（地理信息系統遙感、全球定位系統）、人工智能、物聯網等與農機裝備融合和集成應用，加強糧食生產全過程監測預警、智慧管理和信息交流。因地制宜推動丘陵山區的農田宜機化改造，研發推廣適用于丘陵山區糧食生產的農機裝備，補齊丘陵山區糧食生產的機械化短板，提高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
第四，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穩步推進土地規模化經營，大力發展社會化服務。要加大力度扶持發展種糧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建立多元主體共同經營的高效率、高收益經營體系，促進農業經營的專業化、規模化與組織化。大力發展代耕代種、統防統治、土地托管、農機作業服務等社會化服務，通過社會化服務將大量先進實用技術集成推向普通農戶和家庭農場，促進提高種糧增收能力和糧食生產效率。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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