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浙江省寧波市寧海縣力洋鎮海頭村采取多種方式幫助低收入對象增收致富，大力發展“賞花經濟”，形成以菊花種植、觀賞、采摘、加工、銷售于一體的產業鏈，助推村民共同富裕。圖為在海頭村的菊花園中游玩賞花的游客。新華社
本報記者 | 荊文娜
“我國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我國現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自覺主動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
治國之道，富民為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握發展階段新變化，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動區域協調發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促進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
新征程上，如何緊扣中國式現代化的特色之一——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堅定不移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不斷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要在全面準確地認識共同富裕科學內涵基礎上，抓住重點，緊扣難點，不斷將改革和創新向縱深推進，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照進現實。
厘清概念：共同富裕需要共同拼搏
2021年，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在這個“兩個百年”交匯點上，我們瞄準了另一個目標——“共同富裕”。
新時代，我國取得歷史性成就和變革：打贏脫貧攻堅戰，全國832個貧困縣、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14億多中國人民攜手邁進全面小康社會。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分別突破100萬億元和1萬美元；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人，實現從低收入國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歷史性跨越……這為促進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
與此同時，步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現在，已經到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2021年8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表示。時與勢，呼喚著采取更多舉措扎實推動共同富裕。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我們應如何全面準確地理解共同富裕與中國式現代化之間的關系？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劉旭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這一結論可從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志發表的署名文章中找到遵循——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也是區別于西方現代化的顯著標志。西方現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資本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為中心，追求資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務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兩極分化嚴重。
劉旭解釋道，習近平總書記從現代化的戰略全局出發，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包括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明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和實踐路徑。
著名經濟學家、浙江大學共享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實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準確理解共同富裕，還需厘清概念、消除模糊認識。首先，要把握兩個基本含義——一是，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而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二是，共同富裕是有差別的富裕，不是平均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共同富裕是要實現高水平富裕和高度共享。”其次，還需要消除一些理解誤區。李實強調，共同富裕是全面富裕而非單一物質富裕，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公平分配而非“劫富濟貧”，是勤勞致富而非“養懶人”。
共同富裕路子應當怎么走？“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首先需要我們大家通過合力夯實共同富裕的物質‘底座’，通過所有人的共同努力拼搏將‘蛋糕’做大；其次才是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分好。”李實強調。
“中國產品之所以有競爭力，絕不是‘補’出來、‘保’出來的，而是包括外企在內的各類企業在公平競爭的賽道上一步步拼出來、干出來的。”國務院總理李強6月25日在大連出席2024年夏季達沃斯論壇外國工商界代表座談會時強調。
在奔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每一個個體的拼搏都不能少。“我們理解，共同富裕就是要處理好做大蛋糕與分優蛋糕的關系。”“我認為，推動共同富裕需要企業在高質量發展中不斷加大科技創新從而加速產業轉型升級。”“我理解的共同富裕，就是如何增加村集體收入。”“我認為共同富裕并不僅是政府提供多少資金，而是只有付出才有收獲。”……在此前本報記者的調研采訪中，不管是地方“一把手”、企業負責人，又或是村支書和定居中國的外國商人，對共同富裕的理解都是實實在在“干出來”的。他們的理解看似平實，但卻在實踐中從多個維度豐滿了共同富裕的內涵。
看清重點：在探索實踐中改革創新
面對新時代的新矛盾，由問題倒逼改革，改革又在解決問題中不斷深化，從而進一步助推發展，形成合力，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注入強大動力。在一脈相承的制度探索下，十多年時間，改革的耦合效應正在顯現。我國在多個方面實現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人民的生活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今天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2013年的57萬億元增加到2023年的126萬億元，占世界經濟比重從12.3%提高到18%左右；城鄉居民收入倍差由2.81縮小到2.39；全面深化改革推動下，我國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最大的醫療衛生體系，教育普及水平實現歷史性跨越。基本養老保險覆蓋10.7億人，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穩定在95%以上……
“同時要看到，促進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還會面臨一些困難挑戰。”李實表示。
“從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項任務的長期性來看，由于各地區推動共同富裕的基礎和條件不盡相同，需要選取部分地區先行先試、作出示范。”劉旭坦言。2021年5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發布，支持浙江在高質量發展中扎實推動共同富裕。通過三年實踐，浙江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形成了哪些有益借鑒？
李實對此表示，浙江活躍的民營經濟在壯大社會財富“底座”的同時，也擴大了就業；科技創新使得數字經濟在產業轉型升級中發揮更重要作用；城鄉協同發展使得城鄉居民共享發展紅利。
在這些經驗的背后，是浙江在經歷過一系列改革的陣痛后作出的創新之舉。
為了“做大蛋糕”，浙江作出重塑產業格局的部署，開展制造業“騰籠換鳥、鳳凰涅槃”攻堅行動、“415X”先進制造業集群培育工程等，改變傳統產業高耗能、高污染、生產效率低的局面。同時還深入實施科技創新和人才強省首位戰略，加快推進“315”科技創新體系建設，助推了如效仿人類大腦神經元工作機制的“達爾文三代”類腦計算機等新動能的發展。產業的壯大離不開環境的滋養——“5+4”穩進提質政策體系、“8+4”經濟政策體系、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32條……在應對各種困難和挑戰中，浙江優化營商環境的改革始終在路上。
為了“分好蛋糕”，浙江緊扣縮小“三大差距”這一改革重點。通過山海協作推動飛地經濟模式創新，促進經濟薄弱地區與發達地區合作，壯大村集體經濟與產業規模，走出了一條具有浙江特色的區域協調發展之路。推動共同富裕，最艱巨的任務在農村。浙江還深化強村富民鄉村集成改革，堅持公共服務優質共享，造福了萬千農民群眾。如今的浙江，鄉村比城市更令人向往，“村咖”、民宿成為鄉村經濟的新增量，“共富果”、區域品牌成為農民致富的新路徑。
這三年，浙江量力而行、盡力而為。通過先行探路，浙江已累計出臺“擴中”“提低”“大綜合一體化”行政執法改革、鄉村集成改革、綠色發展財政獎補機制等25個重大改革舉措，形成了一批具有引領性的改革方案。浙江通過高質量發展夯實物質基礎，以改革創新為共富保駕護航，持續縮小“三大差距”，推動公共服務優質共享，不斷提高精神富有的“能見度”，持續深化共同富裕理念機制。2023年，浙江地區生產總值超8萬億元；全省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為1.86；26個山區縣的地區生產總值全部突破百億元；“共富工坊”“畝均論英雄”“數字經濟一號工程”等經驗向全國推廣……
在深化改革基礎上，創新的步伐也不曾停歇。就在浙江示范區開啟實踐一年多后，2022年底，四川省委、省政府印發《關于支持攀枝花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試驗區的意見》。究竟“試”了什么？據了解，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改革創新，看是否能以改革破局，建立起促進共同富裕的體制機制。
“在我看來，示范區和試驗區具有不同的使命。”李實解釋道，示范區是在全國總體制度和政策框架不變的約束下，不斷進行制度創新、體制機制創新、發展模式創新，創造出可供其他地區學習借鑒的經驗。試驗區則是為地方推動共同富裕的創新實踐進一步松綁，減少制度約束，嘗試更多創新做法。
攀枝花市委書記張正紅在介紹一年多的實踐時，多次提到攀枝花的“創新”。例如，攀枝花創新性地開展了鄉村、城區、城鄉融合三類共同富裕基本單元打造，已建成“零碳村莊”“幸福鄰里”“共富農場”等共富基本單元和場景20余個，初步形成了“工會進村”“村集體+紅色資源”“鄉村發展公司”“共富工坊”等特色實踐，推動共同富裕試驗區建設取得了初步成效。目前，攀枝花全市縣（區）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最高與最低倍差預計由1.9縮小到1.8，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預計縮小至2.1，低收入家庭占比預計下降2個百分點。
當然，無論示范區還是試驗區，都是探索共同富裕的“先行者”，但“先行者”不是“獨行者”。在示范區和試驗區的帶動下，全國各地對共同富裕的實踐探索和學習都在逐漸鋪展開來。記者在浙江余杭采訪時聽當地工作人員介紹，當天已經接待了六波參觀團，他們來自四川、廣東等全國各地。
展望未來：辨清方向改革不息
道阻且長，行則將至。“要深入把握實現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劉旭強調。示范區和試驗區在推動共同富裕的探索中已經形成了一些可借鑒的經驗，對我國其他地方相關工作具有積極意義。下一步，在推動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具體應該怎么走？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表示，推進共同富裕的關鍵在于一次分配。樊綱解釋說，首先，一次分配，在一定意義上是要素充分利用的激勵機制。“誰的貢獻大，誰的分配收入多；誰的生產率提高得快，誰的收入更多。更充分地、更好地利用起這些資源、要素，是一次分配最重要的意義，也是實現共同富裕最重要的一個基礎性的收入分配環節。”
“現階段更多還是要瞄準低收入人群，而且很多低收入人群都在農村，農村占的比重非常高。”李實強調，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提低”比“擴中”更重要。“我國人口的絕大部分是低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占比較低，要想把中間的人群比重擴大，只能是使低收入人群不斷提高收入，讓他們變成中等收入人群，只有把‘提低’做好了，‘擴中’自然就實現了。”
針對“兩步走”的目標，推進共同富裕，2035年和2050年之前還應該分別做些什么？
“實現共同富裕，目前提出了2035目標和2050目標，在兩個不同的時間段，要解決的問題和采取的措施是不一樣的。”李實解釋說，按照2035年目標，發展還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取向，我國經濟還要繼續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不過，在強調發展的同時，也要考慮推進更高層次的共享，即要縮小各方面的差距。“以往的戰略和政策的導向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在這一階段會把發展和共享放到同等的位置來考慮。在2035年之前，能夠在收入分配、公共服務等方面初步建立起公平合理的政策體系。在2035年至2050年之間，這個政策體系能夠進一步完善并基本形成。”
劉旭表示，下一步，縮小“三大差距”仍然是改革的主攻方向。未來一段時期，縮小地區差距、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既要充分發揮區域重大戰略的引領帶動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基礎支撐作用，又要發揮區域協作幫扶機制的先富帶后富、先富幫后富作用；縮小城鄉差距，要高效統籌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促進各類要素雙向流動，推動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加快形成城鄉融合發展新格局；縮小收入差距，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關系，在堅持按勞分配的基礎上，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更好發揮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調節作用。
此外，劉旭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推動高質量發展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和前提，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一方面，要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和推動高質量發展，做大做優“蛋糕”，確保共同富裕建立在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上，并且隨著發展水平的提高不斷向前推進；另一方面，發展新質生產力和推動高質量發展需要大量高素質勞動者，只有促進共同富裕，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資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發展新質生產力和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共同富裕是“國之大者”，涉及千頭萬緒、關系千家萬戶。人民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主體力量，只有緊緊依靠人民，始終堅持人民至上，才能不斷推進共同富裕取得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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