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 付朝歡
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圍繞“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提出“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對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統籌協調機制以及預期管理等方面都作出系統安排。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陳彥斌表示，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實踐與以新凱恩斯主義為內核的宏觀政策理論明顯不同，在使用穩定政策的同時，還注重五年規劃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等長期增長政策，以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管理等結構政策。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要“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決定》對國家發展規劃和重大戰略的引導作用提出了更加明確具體的要求。
宏觀經濟治理的底層邏輯在變
2023年底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多出有利于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而2022年底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表述則是“突出做好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工作”。
在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原副院長高培勇看來，“老三穩”和“新三穩”表述的調整體現了宏觀經濟治理底層邏輯的變化。“穩預期”替代了原來的“穩物價”，且位居“新三穩”之首。“這意味著，在‘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所形成的關系鏈中，‘穩預期’是基礎、是關鍵。”
高培勇認為，宏觀經濟治理的聚焦點由總供求的失衡延伸至預期和信心變化。“穩預期”的重要性越發凸顯，只有居民和企業的預期穩定、信心增強，消費和投資需求不足的矛盾和問題才可隨之化解，源自需求和供給兩翼的矛盾和問題才可隨之減輕，進而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的態勢才會有相應的基礎和保障。
穩預期，穩的是市場預期、社會信心。在政策實踐中，市場預期和預期管理，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影響著市場的運行和經濟的發展。也正因此，“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重視預期管理和引導”，《決定》提出“健全預期管理機制”。
預期管理是指政府部門通過加強與公眾的信息溝通，有效引導、協調和穩定社會預期，使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可被預見和理解，以提高政策實施效率，更好地實現政策目標。陳彥斌認為，基于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形成的預期管理，與西方國家預期管理存在本質差別，較好地彌補了西方預期管理的不足：一是不局限于貨幣政策，而是廣泛應用于整個宏觀調控體系；二是不局限于短期預期管理，還包括中長期預期管理。
“相較于發達經濟體專注于宏觀穩定的預期管理目標，我國的預期管理涉及的范圍要廣得多。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國人民銀行與財政部均在預期管理中發揮重要作用，這與國外主要是由央行來進行預期管理有著較大區別。”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曉晶曾撰文指出。
張曉晶認為，我國宏觀調控目標是改革、發展、穩定的三維統一。改革目標方面，推出改革的時間表，穩定社會對于改革的預期，比發布一般的宏觀經濟信息與短期政策走向要重要得多。發展目標方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則充分錨定了社會各界對于發展方式選擇的預期。穩定目標方面，面對宏觀經濟形勢，既強調短期的“形”，更注重中長期的“勢”，有助于形成政策的穩定性和一致性，增強政策定力，進一步錨定市場預期。
從時間維度來看，張曉晶表示，我國的預期管理不僅有應對短期宏觀穩定的預期管理，也有中長期發展規劃，甚至還有“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同時，通過年度政府工作報告等制度性安排形成了前瞻性指引，這些都會起到錨定預期的作用。
回到當前經濟工作，高培勇提示，要準確把握預期管理、需求管理、供給管理的異同點，避免將穩預期、強信心的相關操作簡單等同于逆周期調節的操作。陳彥斌建議，系統總結我國預期管理的寶貴實踐經驗，尤其應努力形成經濟增長和預期改善之間的良性循環，激活預期的正向自我實現機制。
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
2023年12月8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隨后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要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科技、環保等政策協調配合，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強化政策統籌，確保同向發力、形成合力”。《決定》強化了對“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的要求。
陳彥斌表示，“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的提出，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理論體系，為建構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撐。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陳彥斌探索性提出宏觀政策“三策合一”，將穩定政策、增長政策和結構政策這三類最重要的宏觀政策納入統一的新理論框架，在國內學界獲得相當廣泛的認可。不過，陳彥斌也坦言，中國特色宏觀調控體系實際上是“多策”而不只是“三策”，究竟如何“合一”還需要進一步的理論總結和實踐探索。
基于在這一領域的長期研究，陳彥斌從五個方面介紹了他對“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重要性的認識。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助于在實現既定目標的同時節省政策空間，同時提高宏觀政策傳導效率；有助于解決可能的協調失靈問題，將經濟推向更高水平循環；有助于實現最優宏觀經濟結構下的短期平穩運行與長期穩定增長；有助于給微觀主體確定前瞻性指引，便于其優化決策行為，最終避免“合成謬誤”；有助于加強宏觀政策的國際協調，應對國外政策的負面溢出效應。
2023年底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第一次提出“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決定》再次明確“把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性政策都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一般而言，經濟政策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價格政策、就業政策、區域政策等，非經濟性政策主要包括政治政策、軍事政策、外交政策、社會政策四大類。
中央財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農辦主任韓文秀曾撰文指出，“實踐表明，除了經濟政策外，許多非經濟性政策也對經濟運行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要堅持系統觀念，強化政策統籌，在加強財政、貨幣等政策協調配合的同時，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確保同向發力、形成合力。”
今年1月1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副秘書長袁達在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國家發展改革委將高質量做好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工作。一是健全完善評估機制，明確評估范圍，完善評估流程，科學精準評估包括非經濟性政策在內的政策影響。二是全面穩慎評估政策效應，從嚴從細把關各項政策對經濟總量和結構、供給和需求、行業和區域、就業和預期等的影響。全面精準分析系列政策的疊加效應，進一步強化政策協調和工作協同，切實防范“合成謬誤”。三是強化政策實施過程中的一致性，抓好政策出臺窗口期。切實強化預期管理，充分征求意見建議，合理設置政策過渡期。加強政策實施過程中潛在風險的分析研判，防止層層加碼、“一刀切”等問題。
統籌協同戰略、規劃、政策
國家戰略規劃體系集中體現了黨和國家的戰略意圖和中長期發展目標，具有全局性、長遠性、根本性的影響。《決定》學習輔導百問指出，當前仍存在國家戰略融合不足，規劃目標與政策工具不協同，專項規劃對總體規劃支撐不足，財稅、金融、產業、區域等政策與國家戰略、國家發展規劃統籌協調不夠等問題，影響國家戰略和規劃作用更好發揮。
《決定》提出，“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陳彥斌表示，構建科學系統的國家戰略制定和實施機制，不僅要求在戰略層面進行深入思考和規劃，還要求確保這些戰略能夠得到有效執行。通過健全國家重大戰略深度融合推進機制，可以確保不同領域和層次的政策相互支持、相互促進，從而增強國家戰略宏觀引導、統籌協調功能。通過健全國家戰略規劃銜接落實機制，能夠更好發揮國家發展規劃戰略導向作用，強化空間規劃基礎作用，增強專項規劃和區域規劃實施支撐作用。
“這有利于將各部門、各地方的發展目標、發展任務、工作重點納入國家發展全局予以考慮和安排，有利于更好推進戰略、規劃、政策的統籌協同，增強短期政策和長期政策的銜接配合，保持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強化各類政策的保障和支撐作用，保障國家戰略和規劃順利實施。”陳彥斌說。
中長期規劃是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形勢分析預測室主任劉雪燕表示，長期以來，政府工作報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會對未來經濟工作進行1年期和5年期的規劃。黨的十九大以來，國家更加注重對長期（“兩步走”戰略首個目標的完成期，即到2035年）以及超長期（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完成期，即到2050年）目標進行科學規劃，有助于有效引導和穩定公眾預期，從而充分發揮國家發展規劃對宏觀經濟的戰略導向作用。當前階段，健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制度體系的重點是加快落實“十四五”規劃，切實做好“十五五”規劃前期謀劃工作。
《決定》提出，“圍繞實施國家發展規劃、重大戰略促進財政、貨幣、產業、價格、就業等政策協同發力，優化各類增量資源配置和存量結構調整”。陳彥斌表示，政策協同發力，不僅要求政策之間相互補充、避免沖突，還要求各項政策能夠針對不同領域和問題發揮獨特作用。優化增量資源配置，意味著要在經濟發展中合理分配新資源，以支持關鍵領域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對存量結構進行調整，有助于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
最后，圍繞如何理解“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之間的關系，陳彥斌給出一個學習《決定》的全局視角。他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體制機制層面為提高宏觀調控效率提供基礎性支撐，有助于提升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增長政策的實施效率；有助于優化經濟結構，提高結構政策和穩定政策的效率；有助于提升經營主體的活力，提升宏觀調控的傳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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