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梨是一種貴州本地特色水果，近年來，貴州省惠水縣依托“廣東企業+貴州資源”合作模式，助力貴州刺梨原汁、物流、包材、罐裝等十余家生態鏈企業發展。圖為工人在貴州王老吉刺檸吉惠水基地飲料灌裝車間內工作。新華社
本報記者 | 張守營
經過5年的持續跟蹤，通過調研或觀察西部10省和東部9省東西部協作的實踐過程，投入300多人次，深度訪談國家主管部門相關人員、東部管理人員與幫扶干部、西部管理人員與當地干部、企業投資主體與項目負責人、受益農戶與普通農戶、社會組織代表等相關主體3800人次，近日出版的中國首部專門研究東西部協作的著作——《國家的力量：東西部協作與鄉村振興》對東西部協作的理論體系、核心內容、關鍵機制與未來面向進行了探討。
結對幫扶的逐步制度化正成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度、廣度、難度都不亞于脫貧攻堅，要完善政策體系、工作體系、制度體系，以更有力的舉措、匯聚更強大的力量，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步伐，促進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習近平總書記的一系列重要論述，深刻闡述了東西部扶貧協作、定點扶貧、民營企業“萬企幫萬村”、駐村扶貧是打贏脫貧攻堅戰重要力量，在脫貧攻堅過渡期，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依然需要完善創新東西部協作、定點幫扶、“萬企興萬村”、駐村幫扶制度政策，凝聚成為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強大合力。
中國鄉村振興發展中心主任、研究員，農業農村部鄉村振興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黃承偉在本書序言中表示，結對幫扶的典型特征是在幫扶過程中形成了幫扶方與被幫扶方——對應的“結對子”主體關系。根據經濟能力和幫扶需求，具體的對應關系可以是“一對一”，也可以是“多對一”或者“一對多”。“結對子”是我們黨密切聯系群眾、開展農村工作的常用方式。實踐證明，結對幫扶模式在脫貧攻堅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積累了經驗，為完善結對幫扶體系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提供了參考。
在脫貧攻堅中形成、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發展的結對幫扶關系，不僅在解決絕對貧困問題、推進鄉村振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結對幫扶的逐步制度化正成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力量。具體表現為：第一，以東西部協作為代表的區域結對幫扶，發達地區有力有效帶動了欠發達地區鄉村振興、加快發展。截至2023年11月底，東部8個省市向西部10個省區市投入財政援助資金231.9億元，縣均投入5187萬元，動員社會力量捐助款物28.5億元，協作雙方互派黨政掛職干部3045人、專業技術人才2.5萬人，東部地區積極推廣本地鄉村振興經驗，幫助西部地區做好人居環境整治等工作，打造鄉村振興示范村1155個。第二，以“萬企興萬村”為代表的村企結對幫扶，企業在帶動農業農村發展、鄉村振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015年，在脫貧攻堅戰略背景下，全國工商聯、國務院扶貧辦、中國光彩會正式發起“萬企幫萬村”行動，以村企簽約結對、村企共建為主要形式，力爭用３年至５年時間，動員全國１萬家以上民營企業參與，幫助１萬個以上貧困村加快脫貧進程。脫貧攻堅結束后，中央要求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參與鄉村振興，深入推進“萬企興萬村”行動，引導企業家回報家鄉，或引導發達地區企業家到西部鄉村地區投資興業。目前，貴州、重慶、浙江、廣東等各省市根據地方實際情況出臺了“萬企興萬村”行動方案，倡導企業家參與鄉村振興。第三，在中央單位定點幫扶、省內鄉村振興、東西部協作、“萬企興萬村”等相關政策推進過程中，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人民團體、中管金融企業、國有重要骨干企業和高等學校、有定點幫扶和對口幫扶結對任務的單位，通過選派干部駐縣、駐鎮、駐村開展鄉村振興幫扶工作，形成了干部派駐結對幫扶關系。派駐鄉村振興幫扶一線的干部以調研員、宣傳員、聯絡員、執行者等多重身份，深入調研和精準識別被幫扶群眾的需求，對黨和國家相關幫扶政策進行宣傳解讀，對接派出單位籌集幫扶資源，精準有效地用好幫扶資源并協助被幫扶地區規劃項目和實施項目，有力促進了中央各項決策部署的落地，在有效打通各項惠民利民政策措施落實的“最后一公里”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歷時8年的脫貧攻堅戰中，全國累計選派25.5萬個駐村工作隊、300多萬名“第一書記”和駐村干部開展精準幫扶，為打贏脫貧攻堅戰作出了重要貢獻。2021年中央出臺《關于向重點鄉村持續選派駐村第一書記和工作隊的意見》，延續了干部派駐的結對幫扶關系，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提供組織保證和干部人才支持。
東西部協作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
在新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東西部協作始終是中國區域發展政策的重要篇章，它承載著平衡地區差異、促進共同富裕的國家戰略使命。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浙江工商大學黨委書記郁建興認為，東西部協作的價值意義不僅體現在其推動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的具體成果上，更在于它為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提供了有效途徑，成為推動國家整體實力的均衡提升和社會公平正義實現的戰略抉擇，是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重要路徑。尤其是在脫貧攻堅戰中，東西部協作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為實現全面小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新時期，東西部協作在踐行高質量發展要求、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承擔起重要使命，它有助于西部地區充分挖掘自身優勢資源，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提升整體經濟活力。同時，也促使東部地區在拓展發展空間、優化產業結構的過程中，實現更高水平、更可持續的發展。這種雙向互動、深度融合的協作格局，既符合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需求，又有力地促進了社會公平正義，提升了全體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對于縮小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增強民族團結、維護社會穩定、促進文化交融、都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新時代背景下，東西部協作的重要性更加凸顯，任務更為艱巨，也更具前景。作為一部立足當下、前瞻未來的學術力作，本書既是對過往東西部協作經驗的總結提煉，也是對未來發展方向的積極探索。郁建興表示，隨著東西部協作向更深層次、更寬領域、更高水平推進，其必將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姿態、更緊密地融入國家戰略部署之中，進一步激發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動力，成為撬動中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增進人民福祉的強大引擎，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就此而言，此書不僅啟迪思考，也呼喚行動。“我期待每一位閱讀此書的讀者，不僅能深刻理解我國東西部協作的歷史脈絡和現實價值，更能預見其在未來中國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的深遠影響，并且能從中汲取智慧與力量，共同展望并投身于這場波瀾壯闊的區域協調發展大潮之中，為譜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篇章貢獻自己的力量。”
“我就是東西部協作的‘產物’”
廣州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謝治菊領銜出版的這套叢書——結對幫扶三部曲：《國家的力量：東西部協作與鄉村振興》《社會的力量：企業下鄉與鄉村振興》《組織的力量：干部派駐與鄉村振興》，抓住了結對幫扶助力鄉村發展的核心要素——國家的總體制度設計、市場的持續發展動力以及組織的基層接點功能，將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呈現為“國家—社會—組織”的聯動。其中，國家的力量，是指通過國家的制度設計，采取先富帶后富的方式，讓發達地區幫助欠發達地區，進而促進城鄉區域的均衡發展與鄉村全面振興，充分體現了黨領導的政治優勢和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社會的力量，是指通過市場經濟的規律，引導相關企業參與幫扶鄉村振興，撬動了城鄉區域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充分發揮市場在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中的作用；組織的力量，是指通過組織干部駐村、駐鎮、駐縣等方式，將國家的政策和各方面的幫扶資源更準確地輸送到鄉村基層社會，并及時回應基層經濟社會活動的訴求，展現了幫扶干部連接國家與社會促進供需資源要素匹配的功能。
東西部協作是中國特色的區域協調發展舉措，也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措施，其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的力量增加了區域不平衡。為踐行鄧小平“兩個大局”思想，加快西部地區扶貧開發進程，東西部協作成為解決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助力。
謝治菊在本書后記中表示：“我自己是典型的‘東西部協作的產物’。”東西部協作制度設計的初衷，是為了落實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兩個大局”思想，所以其早期階段的目標，是東部給西部扶貧。尤其是2020年之前，我國的減貧方略聚焦于脫貧群眾的基本生存和基本生活，分層分類進行精準幫扶。相應的東西部協作的內容也以幫扶為主，所以那時候叫“東西部扶貧協作”，強調東部對西部的幫扶。隨著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重心，從解決“兩不愁三保障”轉向推動鄉村全面振興，從突出到人到戶轉向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從政府投入為主轉向政府引導與發揮市場作用有機結合，從對口單向幫扶轉向雙向協同發展，從定點定向幫扶轉向全面推進。新時代的東西部協作，圍繞“以協作促發展”的新目標、新任務和鞏固脫貧攻堅成果、促進鄉村振興的新要求，建立健全協作機制，探索建立高效化的合作方式。這一點，2021年新頒布的考核指標體系可以佐證。在新一輪考核指標體系中，主要圍繞“組織領導、助力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加強區域協作和促進鄉村振興”四個方面，強調區域協調發展、協同發展和共同發展。2021年之后的東西部協作內容根據協作目標進行了調整，從“重幫扶”轉向“重發展”，重點強調具有造血功能的產業協作、消費協作、勞務協作、教育協作等“四大協作”，這是立足中國國情做出的深刻變革。“此種變革讓我意識到，過去我所在的貴州民族大學受到華南理工大學的幫扶（曾經以為是東西部協作的結對關系，后來才知道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一部分，是2021年教育部出臺政策實施對口支援西部地區高等學校工作的內容），我作為貴州民族大學的老師，也受到了諸多的照顧和恩惠。按照幫扶的最高境界——雙方協調發展、協同發展和共同發展，受扶地區有能力時也要來反哺幫扶地區。”謝治菊說。
東西部協作的成效是巨大的——2015年至2020年間，東部9省（市）共向中西部14個扶貧協作省（自治區、直轄市）投入財政援助資金和社會幫扶資金1005億多元、人員13.1萬人次，超過2.2萬家東部企業赴扶貧協作地區累計投資1.1萬億元，采購、銷售各類產品1265.8億元。僅2023年，東部8個省市向西部10個省區市投入財政援助資金231.9億元，縣均投入5187萬元，動員社會力量捐款捐物28.5億元，協作雙方互派黨政掛職干部3045人、專業技術人才2.5萬人。從協作減貧成果來看，東西部協作助推了全國9899萬貧困人口脫貧、12.8萬個行政村出列、832個貧困縣“摘帽”，其中僅廣東就幫扶廣西、四川、貴州、云南等西南4省區9747個貧困村出列、500多萬貧困人口脫貧。
謝治菊認為，作為開創之作，此書不僅對東西部協作的歷史進程、發展脈絡進行了梳理，也對東西部協作的理論基礎、典型案例、主要經驗與實踐困境進行了分析，還對東西部協作的關鍵機制與未來面向進行了詮釋，算是中國第一部系統、深入研究東西部協作的書籍，雖因能力、學識、經驗等原因使書本的內容還有提質增效的空間，但也算為中國特色結對幫扶與結對治理體系的構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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